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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导我们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基础。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全党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且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每一位要求入党的同志，都要加深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认识，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自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第一节 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行动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创立了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明了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阐述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条件和发展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即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消灭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直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是统一的、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与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这三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的世界观。
列宁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依据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少数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理论，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领导伟大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还研究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状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划时代的新内容。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是20世纪初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成果，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聿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苦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指导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未来的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党的十五大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跨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郑重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新形势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我们党之所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行动指南，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它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旗帜，是指导我们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工人阶级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精神武器。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工人运动也只能是自发的无组织的运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工人运动的初期，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他们的斗争，包括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都是自发的，始终不能改变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在工人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后，才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懂得了工人阶级要翻身解放，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以夺取政权为首要目标的革命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无产阶级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担负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历史使命。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工人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工人阶级是党产生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则是党产生的理论基础，二者缺一不可。马克思曾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③这里所说的知识，就是指引工人阶级实现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功绩，就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创建工人阶级政党而斗争。同样，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许多志士仁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不懈的尝试，但都失败了。实践证明，那些资产阶级学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都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苦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才有了正确的领导，使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党成立以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领导、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期间，我们党也犯过一些“左”的错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引下，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总之，党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制定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纲领；才能树立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始终站在革命运动和建设事业的前头，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进入社会主义的更高发展阶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呢?简要说来，就是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坚持，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发展，这是当今时代的大趋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出的历史性新课题。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怎样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政治勇气和革命魄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现代化建设实际，走自己的路，在实践中进行了艰苦探索和伟大创造，终于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崭新的时代特色和具体内容。这个理论之所以管用，能够为全党所接受，就是由于它不是靠翻阅本本演绎出来的，也不是冥思苦想感悟出来的，而是由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熔铸而成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冲破了“左”的羁绊，使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且胜利地经受了国内外敌对势力所掀起的政治风浪的考验。当然，邓小平理论也是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认识，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集中地体现在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一系列新发展，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事实表明，只有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它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算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④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违背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必须澄清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
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00多年前创立的学说，现在已经“过时”，已经不再能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这种论调是完全错误的。任何真理确实都有其适用的界限。判断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就要看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否已经超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界限，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来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不仅适用于以往的一切社会，而且适用于现在和将来的一切社会；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而且还适用于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的思维。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会过时的。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研究经济运动规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适用于一切社会发展阶段；阶级斗争规律适用于一切阶级社会；剩余价值规律适用于资本主义阶段；价值规律既适用于资本主义阶段，也适用于社会主义阶段，等等。所有这些规律．哪一个在当今的世界上不再起作用了呢?一个也没有。我们今矢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历史的进程已经向前推进了，但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同样适用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研究他们当时所遇到的社会问题而作出的某些具体结论，有些确实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扬弃某些不再适用的旧结论，并在坚持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用新的结论来丰富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态度。所以，决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改革和建设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
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个“学派”，否认它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作用。这种错误观点的要害，在于贬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导作用。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呢?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必然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来保护其经济基础，巩固其统治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使之成为一种指导思想。我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要用工人阶级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它集中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它当然应当占据指导思想的位置。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取决于它的阶级性，而且取决于它的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马克思主义所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一具体学术领域的问题，而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向和总规律，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方向、道路等根本问题。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特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一定要自觉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是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的人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拘泥于其个别结论和词句，否定从现实的发展中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新的结论，这也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机械地生搬硬套。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作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正确的态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分析具体的客观事物，研究分析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党制定政策与策略的依据和基础。那种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说过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论断都僵硬固守，特别是对某些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不适合社会发展新形势的个别结论也盲目照办的做法，是不对的，必须加以改正。
总之，每个要求入党的同志都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抵制各种否定和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错误思潮，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步使自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参考阅读资料
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规定简介
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八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九大、十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十一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十五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十六大、十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②《列宁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ll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607页。
④《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